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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荐读】蹉跎莫遣韶光老,人生唯有读书好 ——杭电MBA教育中心教师书评

作者:   来源:   发布时间:2020-05-25

卷首语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亚洲艺术部主任何慕文(Maxwell K. Hearn)在一次采访中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有机会与一位中国古代画家对饮,您会选择哪一位呢?”
        他如此回答:“……我非常希望能够与赵孟頫会面……如果有机会,我希望能够与他彻夜长谈,讨论做出这个选择(作为宋室后代而出仕元朝)对他而言意味着什么……如果你仔细研究他的作品,是非常个人化的,富有诗意,也有一点哀伤和孤独,你会感觉到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选择……我们馆藏里有好几幅赵孟頫创作的书画。我希望与他一起来欣赏这些作品,并请教他在创作这些书画时的感受。”
        所以,我一直觉得读书和欣赏艺术品、听音乐等等,都是一种私属的个人体验,就好比穿越时空,轻叩门环,来到作者面前,和他(她)促膝长谈,在阅读中发现自己独有的兴趣、偏好和激情,让阅读给予我们每个人看世界的独特眼光。正因如此,我得到命题作文——推荐若干本书——的时候,觉得这是一个难以完成的作业。阅读是一件私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见,弱水三千,这是不是你需要的那一瓢? 
        但是有一点我想是很多人都认同的,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於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阅读不是为稻粱谋的工具,通过系统、深入而有价值的阅读(不是碎片化的信息),可以帮助我们建立自己的思想和知识体系,有助于我们保持清醒独立的思考能力和质疑能力,不轻信,不盲从。
        可读的书太多了,那会是一个没有尽头的list。不是推荐,我只是列了几本此时此刻正好在我手边的书。这些书是我读过、在读或者想读的,其中一些可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它只是个人的偏好或者说偏见,仅供有兴趣的同学参考。我相信每一个同学都会有独属于自己的关于阅读的感悟和体验。
        借助阅读,借助他人的经验和叙述,可以令我们的目光延伸,令我们的精神世界超越眼前的方寸之地。书里面有远方的人和事,有不曾看过的风景,有石破天惊的思想,也有润物无声的抚慰。跟着一本书去经历一场精神上的“冒险”是令人愉悦的体验。木心先生说,“田野里的麦芒,日照摇金,月笼流银”,而阅读正是如此美好。所以,选择一个舒服的姿势,开始吧。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徐建新
 
 
书评一: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史前人类到法国大革命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徐建新  副教授

        根据对历史的研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良好的政治秩序的三个要素以及它们为何、如何出现的。这三个关键因素是强大的国家、法治和让统治者负责的机制。
        从宗族到国家
        在1989年因发表了论文《历史的终结》而名声大噪后,福山又写了很多著作,包括1996年出版的《信任》和2003年出版的《我们的后人类的未来》。福山的新书《政治秩序的起源》不只局限于整个的人类历史,而是始于史前时期,结束于美国和法国大革命前夕。他挖掘了人类学、考古学、生物学、进化心理学、经济学和政治学、国际关系理论,建立了一个理解政治机构的演化的框架。下卷要几年后才出,一直写到现代。
        在书的开头,福山提出,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和政治的演化是相关的。因为人性具有普遍、演化的特征,建立在偏爱亲人、互利、创造和遵守规则、有好战倾向等行为的基础上。因此人类政治受到一些反复出现的超越时间和文化的模式的影响。生物学决定和限制了政治机构可能的形式。
        《纽约时报》科学记者尼古拉斯•韦德评论说:“以前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宏大论述往往聚焦于某一个因果解释,如经济学或战争,或者像戴蒙德的《枪炮、细菌和钢铁》那样,聚焦于地理因素。福山的特别之处在于,他考虑了好多种因素,包括战争、宗教,尤其是偏爱亲人等人类的社会行为。”
        福山把政治的发展分成四种类别:家族,宗族,酋邦和国家。前二者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酋邦和国家更加复杂,它们在领土而非世系的基础上树立起权威。宗族在人类发明了农业之后才成为可能,因为农业比采集和狩猎社会能支撑更高的人口密度。“人类相互接触的范围变得宽广之后,需要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宗族形成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宗教,宗教把崇拜一个共同祖先的大量人口团结起来。由于宗族能够迅速动员起很多人参战,临近的宗族也必须动员起来,或者被打败。
        战争也促成了从宗族向国家的转变。跟宗族比起来,国家组织得更好、更稳定,因为宗族首领在战斗中丧命之后,宗族往往会解体。只有国家能提高个人的生存概率时,人们才会放弃宗族的自由,接受国家的强迫。
        福山的很多分析针对的都是国家是如何从宗族演化而来的。在他看来,这一转变受到了地理、历史和国家的几个要素形成的顺序的影响。根据事件发展顺序的不同,中国、印度、伊斯兰世界和欧洲,甚至欧洲内部,形成了不同种类的国家。
        国家的形成是一个更加模糊的过程。宗族是自愿把权威交给一个强大的统治者吗?还是人口增多导致土地稀缺、引发冲突之后,只有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权威才能解决问题,使国家成为必须?福山提出,后者很可能更接近真相。他写道,向国家的转变是人类自由历程中的一大退步,因为国家往往不那么平等。因此宗族很可能是在暴力的胁迫下放弃了它们的自主。一个宗族征服了另一个。官僚机构被建立起来统治被征服的宗族,又建立起常备军和警察机构。如美国社会学家Charles Tilly所说:“战争制造了政府,政府又制造战争。”
        宗族是以人类求助于家人和亲属为基础,国家则有赖于人类创造和遵守规则的倾向。在中国产生了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建立于公元前221年的秦朝超越了宗族主义,发展出了忠诚于国家而非家族的官员阶层。在秦朝变得完善的控制机制在秦以前500年的东周就开始发展了,小的相互交战的邦国开始合并。这些控制机制包括以功绩而非贵族身份为基础的军事领袖任命制度、大规模征兵、复杂的税收制度和选贤任能的官员选拔制度。秦朝只是做得太过分了,在建立集权统治的过程中攻击社会的各个阶层。秦朝灭亡后,汉朝寻求与贵族精英之间的妥协,得以延续了400多年。
        世界各地的统治者努力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同时与阻碍他们的世袭制做斗争。“中央集权的国家和世袭制群体之间是负相关的。即使在现代国家被建立起来之后,宗族主义仍然是政治组织的默认模式。”偏爱自己的家人的本能从来没有消失,一有机会就会复辟。
        为了创造一个忠实的管理阶层,有些国家采取了各种破坏家庭的极端措施。中国的皇帝组建了宦官群体,他们没有家人,比普通官员更受信任。11世纪晚期,天主教会坚持要求教士保持独身,迫使他们在教会和家庭之间做出抉择,这使欧洲在建立法治方面领先于其他社会。独身是教皇格里高利七世推行的几项重要改革之一,带来了教会法的发展以及连国王也要服从它的观念。格里高利使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也屈从于他的意志,强迫欧洲最有权势的人到卡诺莎城堡赤脚在雪地里站立了三天,向教皇“忏悔罪过”。独身对于打击遗产造成的腐败和教会内部的寻租活动非常重要。教皇的改革使教会获得了道德地位,演变成一个现代的、等级制、官僚制和法治的机构,建立起了它在精神事务方面的权威,为接下来的世俗国家确立了基本原则。
        8世纪的阿巴斯帝国、埃及的马穆鲁克苏丹和奥斯曼帝国发展出了军事奴隶制度,以降低裙带关系和忠诚于宗族造成的内部冲突。从巴尔干地区的基督教家庭带过来男孩,把他们当奴隶养大,训练成士兵。马穆鲁克是一种只维持一代人的贵族,只忠诚于苏丹。同时,奥斯曼帝国皇帝的精英奴隶军队的禁卫军士兵则不许结婚。这种制度虽然很怪异,但非常有效。军事奴隶马穆鲁克们击败了蒙古兵,赶走了十字军。但最后这两种体系都瓦解了,弱小的苏丹允许士兵们的儿子接替他们父亲的职位,马穆鲁克和禁卫军变成了强大的利益集团,士兵们的忠诚从国家转向了他们的家人,推翻了他们要保卫的中央集权国家,世袭制又复辟了。
        穷国为什么穷?
        秦朝建立1000年之后,宗族主义才在西方消失。宗族主义先是转变成了封建主义,农民为领主劳动,以换取领主的保护。所以当国王出现时,他们很少得到绝对的权力,因为他们要与封建领主分享权力。另一个妨碍了绝对统治出现于欧洲的因素是法治概念出现得比较早,这主要是因为教堂在11世纪发展出了律法。所以当强大的统治者开始建立国家时,他们要考虑新兴的民法。欧洲接着发展出了特别的观念:法律而非统治者应该是绝对的。在追求这一原则时,英国的议院处死了国王查理一世,驱逐了国王詹姆斯二世。这被证明是一种既能建立起强大的国家又让统治者承担责任的办法。
        其他欧洲国家发展出了与英格兰类似的机构,但没有能够实现统治者与精英们的权力之间的平衡。在法国,贵族反对国家向他们征税,所以负担越来越落到农民头上,直到他们无法忍受,引发了法国大革命。在福山看来,欧洲国家中,只有英格兰和丹麦发展出了强大国家的三个核心要素:强大的国家,社会所有部分都实行法治,让国王承担责任的机制。这一成功的公式后来被其他欧洲国家采纳,就像自然选择过程偏爱最成功的变异。
        福山说:“体制虽然是文化性的,但也很难改变。一旦它们被创造出来,人们就开始赋予它们内在的价值,通常是宗教价值。这一过程在稳定人类社会方面有着演化论的意义,因为接受了一套规则之后,一个社会在多年内都不必再为此而努力了。体制的惰性解释了为什么社会的变化一般很缓慢。体制不仅很难改变,而且很难发展出来。福山写道:“贫穷的国家之所以穷,不是因为缺少资源,而是因为缺少有效的政治体制。”在他看来,缺少法治是贫穷国家没能实现更高增长率的一个主要原因。欧洲的法治源自有组织的宗教,其民主却只是历史的偶然。如果没有封建制,欧洲的统治者也许也能拥有绝对的权力。
        《经济学家》杂志说,福山的洞见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国家及其形成过程。“比如,从良好政治秩序的三个要素来看,现在的印度是一个国力弱小但能够向领导人问责、近乎迂腐地讲究法治的国家。福山的主题仍旧很宏大,但他能够准确地找出富有启示意义的细节。政治理论方面的著作很少有像这一部这样让人手不释卷。”


 
       
        作者简介: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日裔美籍学者,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伯格里国际问题研究所奥利弗·诺梅里尼高级研究员,此前曾任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尼兹高等国际研究院、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曾任美国国务院政策企划局副局长、兰德公司研究员。著有《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信任》、《政治秩序的起源》等。 
 

 
书评二:在乌苏里的莽林中(《乌苏里山区历险记》、《德尔苏·乌扎拉》)
 
徐建新  副教授

        《在乌苏里的莽林中》被认为是可以和《瓦尔登湖》相媲美的文学经典。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让你感受到大自然的神秘召唤,沿着探险家弗·克·阿尔谢尼耶夫留下的文字,带你径直走进乌苏里森林的深处。《在乌苏里的莽林中》是由两部独立的、但是内容上有密切联系的作品构成,一部是《乌苏里山区历险记》,另一部是《德尔苏·乌扎拉》。两部作品讲的都是作者在乌苏里地区考察的见闻和感受。 
        乌苏里地区指的是黑龙江右支流乌苏里江以东至太平洋海岸的大片土地,大约四十万平方公里。这个地区原是中国的领土,1860年被沙皇俄国通过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割占。这里有众多崇山峻岭,有广阔无垠的原始森林,有丰富的矿藏资源,有丰厚肥沃的土地。为开发这片土地,向乌苏里地区移民,沙俄政府曾多次组织人马,对乌苏里地区进行探险考察。阿尔谢尼耶夫的考察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本书作者弗·克·阿尔谢尼耶夫(1872-1930年)是苏联的一位民族学家、地理学家、作家。他是俄国地理学会会员、俄国东方学会会员,曾任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博物馆馆长,俄国地理学会阿穆尔(黑龙江)分会会长。
        浙江文艺出版社的资深编辑李庆西先生曾在《读书》杂志上对此书作如下介绍:“《在乌苏里的莽林中》记述阿尔谢尼耶夫1902至1907年前后三次率队考察乌苏里山区所见所闻,是带有叙事成分的探险日志。那不仅仅是沿着河谷向森林腹地行进的一路艰险,也有峰回路转的欣喜发现,在穿越沼泽或是林间露宿的每一个片断都记录着不期而遇的事况。作者对原始森林地貌景观的细微描述实在令人叫绝,那些极具感性的文字给乌苏里的山川草木赋予了一种灵性,很难说那是科学家的审视还是诗人对自然与生命的赞叹。”
        阿尔谢尼耶夫所描写的乌苏里地区及其原始森林,当时还处于没有遭到破坏和污染的原始状态,这是一个新奇而陌生的世界。题材的新颖、对自然现象观察的细致入微、严格的科学性和趣味性有机结合、描写的准确生动、文笔的清新自然是阿尔谢尼耶夫创作的特色。所以,俄罗斯文学巨人高尔基这样评价《在乌苏里的莽林中》:“既含高度价值的科普常识,又有引人入胜的文学描写,是布雷姆(德国著名生物学家、旅行家)和库珀(美国著名作家)的完美结合。”
        《在乌苏里的莽林中》还着力刻画了一位传奇性人物德尔苏·乌扎拉的形象。德尔苏·乌扎拉是当地的一名赫哲族猎人,曾为阿尔谢尼耶夫做过向导。他孤身一人,以原始森林为家,独来独往。他在长期的狩猎生涯中练就了一身绝技,能根据各种征兆准确预测天象,能根据踪迹辨认人兽的活动,能在九死一生的险境中沉着冷静、机智勇敢地逃脱厄运,奇迹般地生还。他多次救过阿尔谢尼耶夫和考察队员们的生命。他对原始的山林有敬畏之心,善待生灵万物,认为一切都有生命,与飞禽、走兽、草木为友,虽然以狩猎为生,都绝不滥杀滥捕。所以,俄罗斯人视德尔苏·乌扎拉为“森林之子”,是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和象征。1975年,日本导演黑泽明把德尔苏·乌扎拉的形象搬上了银幕,影片《德尔苏·乌扎拉》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读此书,不由让人想到最终归属问题。你在哪里?这涉及到人安身立命的本质,是一个怎样生存、选择什么生活方式的问题。陶渊明只能属于开满菊花的田园,带着一只斧头的梭罗只能属于瓦尔登湖,猎人德尔苏·乌扎拉只能属于乌苏里的莽林。此外,别无选择。德尔苏·乌扎拉拥有的神奇本领,比如警觉灵敏,能嗅到动物的气息,辨别人和动物的足迹等等,让他好身后莽莽苍苍的森林融为一体。他的本能、直觉告诉他,现代城市不是他的立足之地,于是他踏上返回莽林的途中,不幸死于盗贼之手。
        作为今天的读者,读此书,就好像踏上了乌苏里这块古老的土地,也是对它文明的变迁、历史的沧桑作一次呼应。
        另外,阿尔谢尼耶夫在这本书中多次讲到中国人在乌苏里地区的大量居民点,他们在这里从事农业、手工业、畜牧业、猎渔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开采业等经营活动。古道是中国人开的,树木是中国人砍凿的,狩猎的碓子房是中国人搭建的,还有中国的古庙,中国的对联……阿尔谢尼耶夫也记录了大量用中国各族语言、特别是用汉语命名的地名。凡此种种,都说明中国人早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是乌苏里地区最早的开拓者,对乌苏里地区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重要贡献。在这个意义上说,阿尔谢尼耶夫的这本书,对研究乌苏里地区的历史,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弗·克·阿尔谢尼耶夫,沙俄军官、俄国地理学会会员、俄国东方学会会员,曾任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博物馆馆长,俄国地理学会阿穆尔(黑龙江)分会会长。1895年,他从彼得堡步兵士官学校毕业后,便进入军界供职。1900年,他调到远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工作。阿尔谢尼耶夫对地理深感兴趣,又喜欢打猎。上级见他有此兴趣和特长,遂任命他的“狩猎队”队长。名为“狩猎队”,实际上是搜集军事、经济、地理、民族等方面资料的考察队。其主要作品有:《在乌苏里的莽林中》《德尔苏•乌扎拉》《1901—1911年乌苏里地区军事地理和军事统计概要》、《乌苏里地区的中国人》、《穿越原始森林》等。